仁安羌（Yenangyung）又翻译成：“燕南扬”、“彦南扬”或“燕南羌”。位于缅甸中西部，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与宾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墙河、拼墙河、平河，注一）会流处东南，东北距曼德勒（瓦城，Mandalay）283公里，南距仰光（Yagon）550公里。因这里盛产石油，因此在日军决心攻略缅甸之初，这里就是他们亟欲夺取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重探“仁安羌战役（Battle of Yenangyaung）”
有关仁安羌战役，最常见的纪录是──“仁安羌之战”或称“仁安羌大捷”（1942年4月17日～19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缅甸战役中的一场战斗，是缅甸战役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入缅远征军第113团在团长刘放吾指挥下，在此役中击败日军，是中国远征军首次在境外取得的胜利，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官兵7,000多人，救出了被俘的英军及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平民等500多人……
……根据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林蔚20日（1942年4月20日）分别致蒋介石密电，19日战斗日军伤亡500余，国军伤亡百余，英军伤亡不详。据孙立人回忆录，本次作战第113团参战人员1,121人，阵亡204人，伤318人。另据邱中岳所述，日军伤亡千余，国军伤亡522人。至于随军的孙克刚所写的《缅甸荡寇志》和王楚英回忆录等等所云──“日军遗尸1,200余具”，殊不可靠。
战后，113团在仁安羌以南布防，师直属队和112团于20日黄昏到达宾河北岸布防。日军方面，荒木部队和原田部队分别于19日下午和20日淩晨到达仁安羌。20日上午113团在仁安羌以南与日军增援部队接触。孙立人于20日下令，准备21日发起进攻，但英缅军军团长史林姆转来密函，告知第5军已然转进。孙立人被迫下令梯次掩护撤退。21日日军第33师团占领仁安羌。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之馆藏──《新38师缅战详报》中有关国军的伤亡纪录为──“此役日军官兵阵亡700余人，113团阵亡兵员204人（长官15人、士兵189人）、伤318人（长官24人、士兵294人），生死不明20人，伤亡总计500多人。该团第3营营长张琦（来自税警团、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第13期）、连长顾纪常阵亡，虏获敌军3名、日军军旗及武器弹药甚多。策应之第112团阵亡兵员33人（长官1人、士兵32人）、伤15人（长官3人、士兵12人）。”（注二）
（一）然何世同将军（教授）所写的《1942年“仁安羌之战”始末／The Retrospect of the Battle of Yenangyaung in 1942》一文中却指出：由于当时上级“空缺虚报”的状况普遍，因此第113团实际参战的人数，只有800多人，而第113团付出的代价是──官兵伤318人，亡189人，以及张琦营长壮烈牺牲。整个战役国军击溃日军第33师团之第124联队（当时日军“联队”，约比照国军“团”；但前者编制人数较多，武器装备精良，训练严格，若加上空优条件，其战力约为国军“团”之3～5倍以上），救出英军7,000余人及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500余人，并击毙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700余人。
另何将军在文中也提到──当时担任英军第一军团司令史林姆（W. J. Slim，大陆译为：斯利姆）将军（来缅甸之前为驻伊拉克的英印第10师少将师长，1942年4月18日4月18日宾河战斗之后才晋升中将）在其着之《反败为胜》（“Defeat into Victory”，即其回忆录）一书中对于国军救援所付出的努力不但刻意带过，而且还自揽了突围之功劳。史林姆在书中是这样写的：19日晨7时，英缅第1师“按计划”发起攻击，但国军113团因没有“时间观念”，后又藉口“缺水”，在讨价还价下，由天亮拖延到12点半，再推迟到14点，最后终于在15点发起进攻。而在英缅第1师方面，由于敌火猛烈，加上高温酷暑，又没有水喝，官兵精疲力尽，突围再次受挫；不但英缅第1旅靠不住，连英印第13旅都开始动摇。这个时候，战车营突然发现了一条往东通向宾河的崎岖小径，部队就由此“举步蹒跚地”（lurched）到达宾河，在河的岸边终于见着了中国军队……史林姆绕了一圈就是说──英军的突围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中国军队。
……惟史林姆也没忘记夸赞中国军队，他说：一旦开始进攻，表现极其出色，夺取敦贡村，救出了200多名战俘和伤员；20日，第38师再次进攻，“使用坦克突穿进入”仁安羌，击退日军的反击力量，在英国军官见证下，重创日军……
而目前坊间常见的记载（主要来自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一书）──在仁安羌战役前，孙立人将军要史林姆向史考特“传话”、并带“保证”救援成功──“孙将军当即向史林姆表示，中华民国的军队绝不抛弃盟友，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将英军顺利救出！”，甚至还与史考特直接对话的记述，全都是孙克刚自行杜撰的。也就是说：整个仁安羌战役都是由刘放吾团长一人单独指挥完成。孙立人将军顶多只能给团长一些原则提示，或透过团长的报告，了解状况；但那也是“指导”，并不是“指挥”（注三）。
（二）曾出版《金门之熊：国军装甲兵金门保卫战史》一书的田立仁先生于《荣民文化网》发表的文章──《也谈仁安羌大捷》则指出──“仁安羌战役新解：英军第一缅甸师残部北撤仁安羌时，采摩托化沿公路行进，但日军214联队提前抄捷径袭击仁安羌，并占领宾河推岗（Twingon，或称为：敦贡）渡口公路桥。英军第一缅甸师约4,000人后来虽知公路撤退已不可能，但因不愿舍弃珍贵车辆、辎重涉水突围，遂被阻于仁安羌油田特殊之溶蚀地隙干燥地形。该役从4月17日英军受阻于510高地起，到19日拂晓国军新38师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刘放吾团强渡宾河仰攻日军、收复510高地助英军轻装突围止，共击毙日军少佐吉柳仲次以下约500名日军，并救出英方军民约4,500人，（而非旧说之击毙千余人、救出七八千人），今日就此战斗经过，皆有中美英日四国档案、回忆录可稽。”（注四）
（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法兰克·麦克林恩（Frank McLynn），在他所写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The Burma Campaign：Disaster into Triumph，1942～1945）》中写道──从4月10日起的4天里，缅甸军第48旅投入了孤注一掷的战斗，因为在马圭（Magway，又译成：马魏、马格威、勿外）和东敦枝之间的路上，日本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插入他们和英军第13旅当中。虽然史林姆想尽可能地聚集其部队的所有单位，但英军统帅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1891～1969）推断将其部队撤出东敦枝这个枢纽会使中国人士气低落，可能导致他们开始匆忙地向中国边境线撤退。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决定是在仁安羌外防御并与敌人作战。此后就是1942年在缅甸发生的最残酷的战斗。首先，史林姆下令毁灭那些重要的油井，从而使它们永远不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在仰光爆炸的再现过程中（而且在战后有着类似的法律后果），100万加仑的原油被炸上天空，火苗高达500英尺，烟雾的黑云遮蔽了阳光，那是在4月15日。次日，第一缅甸师投入对敌人的军事行动，但惨败于日军。4月17日，史林姆试图凭藉第17缅甸师的反攻减轻对严重受损的第1缅甸师的压力，但他们也溃不成军，中国军队的再度反击以失败而告终，那时他们理应在钳形运动中逮住日本部队，而他们根本没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会合地点。此时此刻，英军的士气土崩瓦解，那些人丢盔卸甲，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解渴。总而言之，4月15～18日在仁安羌的4天战斗是那一天之前英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中国人投入战斗为时已晚，虽然他们表现出色，但他们只是聊尽人事而已。面对在硝烟弥漫的废墟中进行血腥肉搏的前景，史林姆命令中国人撤出前线。他充分表述了那种气氛：“那天的气温是114度（约合摄氏45.56度），战场是荒芜、丑陋、一片黩黑的油田，被毁坏的井架杂乱无章，油罐的火焰冲天，到处都是破碎的机械和燃烧的建筑物。天空中烟雾弥漫。而且在那里没有水。”但在一定意义上，史林姆确实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当胜利的日本人进人仁安羌时，他的工兵引爆了发电站，以此轻蔑地向日本人告别（注五）。
法兰克·麦克林恩在书中也引用了史林姆将军的回忆录（《反败为胜》）中对于中国人或中国军人的矛盾情绪──史林姆宣称他很快的就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教训：守时和准时对他们毫无意义，而且他们会偷触手能及的任何东西──仓储、物资、口粮、卡车、列车，甚至告示板……但是当中国人终于投入战斗时，他们的战斗素质给史林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孙将军的才能尤其如此。“我预期中国士兵会是坚强而勇敢的”…“但我承认，他对真正的坦克和炮火支援的刺激的反应，还有他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没想到会得到孙立人这种素质的中国将军”（注六）。
附带一提的是，除了《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外，弗兰克·麦克林恩的其它历史著作还有──《拿破仑传》、《马可，奥勒留》、《狮心王和拉克兰》、《1066》、《斯坦利》、《1759》等。
（四）国民政府当年在总结缅甸战役时，其战报指称：“（日军）佯攻仁安羌，分散牵制我5A（第5军）之N22D（新22师）、N38D（新38师），声西出东窜，廿一日（应为廿四日）扑腊戍，迂回畹町。我援军66A（第66军）之N28D（新28师）、N29D（新29师）辅下车，立足未稳，即陷纷乱。敌长驱直入，全域急转。”也就是说，孙立人抗命出师仁安羌（其实是奉史迪威与罗卓英之命），虽取得小胜，但牵累大局（即破坏了平满纳会战的布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盟军在缅甸的全面溃败（注七）。
（五）不过在史迪威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对于仁安羌战役却仅有短短数句的纪录：
4月14日……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17师正在撤出东敦枝。估计英军防线将迅速崩溃……
4月20日……38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缅甸人正在向圭久进发。因此这个问题解决了……（注八）
（六）尽管史迪威将军对于仁安羌战役的纪录只有短短几句，但在美国著名历史作家──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1912～1989）所写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中却找不到有关仁安羌战役的记载。反而只有指责中国将领的无能和贪污腐败（注九）。最特别的是，芭芭拉·W·塔奇曼还因为这本书在1972年──第二次获得普利兹奖（Pulitzer Prize，亦称普立兹新闻奖）的荣耀。芭芭拉·W·塔奇曼第一本得到普利兹奖的作品是──1936年出版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
（七）最后要举的是──大陆学者卢洁峰所写的《仁安羌解围战～颠覆“仁安羌大捷”神话》这本书有关仁安羌战役的分析……
◆4月14日晨，英军在马圭以南2.5公里处因河南岸的防线被荒木部队突破。
◆15日9：00～11：00，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大将军在眉苗──中、英、美三方高级军事会议上向中国军队求援。
◆15日下午，在史迪威的催促下，中国远征军第1路长官部司令长官卓英应允并命令原驻守曼德勒的新38师派出112团、113团分赴纳茂（纳特卯克，Natmauk）、巧克柏当（Kyaupadaung）支援英军，并归英军指挥。
◆……16日，史林姆率英缅第1军团总部撤出宾河北岸的老驻地，沿仰曼柏油公路（仰光──曼德勒公路）向北撤往归约（桂却，Gwa Cho），并于当日下午抵达归约（桂却，Gwa Cho）。
◆……16日23；30，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向新38师下达命令，令前往巧克柏当（Kyaupadaung、乔克巴唐、皎勃东）的第113团，续往宾河附近救援被围英军。
◆……16日24：10，英军炸毁发电厂。
◆16日23：30，孙立人接到罗卓英命令后，立即从新38师驻地曼德勒，摸黑驱车前往67.6公里以外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长官部所在地眉苗（Maymyo）会请见罗卓英，请求罗卓英批准他亲自率领113团赴仁安羌作战。
◆……17日4：00，孙立人获允率部前往仁安羌救援英军。孙迅回曼德勒，布署114团第2、第3两营（第1营驻守腊戍机场）继续卫戍曼德勒，继而率师指挥部及部分直属部队赶往仁安羌。
◆17日清晨，留下来与日军作战并完成炸毁仁安羌发电厂任务的英军撤过宾河，遭日军轰炸阻截。除牺牲者外，有200英军未能撤过宾河，被俘困于宾河公路桥南端以南1.6公里处的推岗村。
◆17日，112、113两团先后抵达纳茂（纳特卯克，Natmauk）和归约（桂却，Gwa Cho）候命。
◆17日10：30，英缅第1军团军团长史林姆得悉113团到达归约（桂却，Gwa Cho）后，立即自巧克柏当（Kyaupadaung、乔克巴唐、皎勃东）驾车赶到归约（桂却，Gwa Cho）。
◆17日11：00，史林姆在归约（桂却，Gwa Cho）找到113团，手写一道命令，命令113团刘放吾团长率领全团乘坐英军汽车前往宾河北岸展开战斗。
接到史林姆的手写命令后，刘团长立即向率113团进抵归约（桂却，Gwa Cho）的齐学启副师长报告，并坚持要等孙立人回覆后才能接受史林姆的命令。
◆……17日12：30，孙立人率部赶到归约（桂却，Gwa Cho），追上113团，手拿作战地图亲自给刘放吾团长和杨振汉营长下达作战命令、布署作战计划。
◆之后就是一连串的攻击作战，直到19日0：00后，双方战斗停止，仁安羌战役暂时停止，孙立人将军命113团于19日5：00前撤出仁安羌，退至宾北岸待命……19日13：00，仁安羌解围战胜利结束。孙立人向中国远征军第1路长官司令部罗卓英拍发电报报喜。
简单的说是，卢洁峰考证了仁安羌战役的整个过程，她认为所谓的仁安羌战役的作战范围仅止于宾河两岸，第113团自始至终没有攻占过仁安羌。所攻占的区域也只是仁安羌的西北角，其所救出的只有被日军关押在推岗（Twingon，或称为：敦贡）的200英国战俘和伤兵，但也间接解救（或协助突围）的才是第1缅甸师的后卫部队及第7装甲坦克旅A中队合约4,000多人，而原有记载被救出──被围英缅军第1师7,000余人──实为虚报（即新38师的战斗详报中的纪录有夸大邀功之嫌）。不过卢洁峰也在书中确定了孙立人将军参与战役（或指导）的过程，也完整的还原了第113团的官兵们──平日训练有素、作战时视死如归的英勇态度（注十）。
附记：仁安羌战役后之赠勋、建碑
不管仁安羌战役有多少争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战后分别颁发──四等与六等“云麾勋章（共分为9等）”给孙立人将军与刘放吾将军。美国小罗斯福总统则是透过史迪威将军授予孙将军“丰功勋章（Legion of Merit，或译为：功绩勋章、军功勋章）”。刘放吾和壮烈牺牲的第3营营长张琦也获盟军颁“银星勋章（Silver Star）”（注十一）。1943年1月2日，英王乔治六世也特别指派哈比尔省督（省长）到离驻印军基地蓝姆伽（Ramgarh）不远的蓝溪（Ranchi）授予孙将军“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ommander，简称“CBE”）”（注十二），副师长齐学启与刘放吾也获得英国政府嘉奖。1992年正逢仁安羌战役50周年纪念，4月初，当时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1925～2013），特别抽空到芝加哥，当面向已经高龄93岁的刘放吾将军，感谢刘率军在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随后中华民国国防部也特别补发了一枚──50年前即仁安羌战役结束后由蒋中正签发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给刘放吾将军。1994年6月，刘放吾病逝洛杉矶。2012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追颁“总统褒扬令”，表彰刘放吾参与“一二八淞沪会战”、“八一三上海会战”等重大战役，以及于缅甸仁安羌力战日军，为盟军解围的卓越贡献（注十三）。
2016年3月30日，张琦营长的纪念碑与新墓，也顺利的在湖南祁阳──张琦营长的家乡隆重落成。卫国英灵重归故里，这对等待了70多年的张琦营长亲友子孙来说是无上的荣耀，但对绝大多数参与滇缅战役却不幸在异域牺牲的中华将士来说，这只是一个英雄纪事的开始，还没有结束。
附注：
（注一）：宾河发源于缅甸中部山区，由东北端的主源流与西南端的次源流两股源流，自东往西流到仁安羌东北角以外处合流通过仁安羌北外侧，继续西向汇入伊洛瓦底江。宾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雨季河面宽约250～350公尺；旱季干涸成为沙滩河面，最宽处超过300公尺。这些干涸的河床，部分被围垦耕作。宾河水面则收窄为10～15公尺左右，并紧靠南岸一侧流过，水浅，可涉水而过。
参见──卢洁峰：《仁安羌解围战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p401。
（注二）参见──
（Ⅰ）中文《维基百科》之【仁安羌之战】。
（Ⅱ）中文《百度百科》之【仁安羌大捷】。
（Ⅲ）中文《华人百科》之【仁安羌战役】。
（注三）参见──何世同：《1942年“仁安羌之战”始末／The Retrospect of the Battle of Yenangyaung in 1942》（国防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期／2017年6月）。
另依据国军编制体系及实战编装功能，仁安羌作战仅有113团一个团作战，由团长刘放吾直接指挥。以领导关系而论，此役113团奉派调动等命令均为长官罗卓英所下，归英缅军司令史林姆（斯利姆）指挥，113团动向罗卓英亦随时呈报重庆军委会，师长孙立人奉命卫戍曼德勒，违令到仁安羌，不具备领导指挥113团条件。
（注五）参见──弗兰克·麦克林恩：《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上海三联书局），p46～47。
（注六）参见──弗兰克·麦克林恩：《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上海三联书局），p44。
（注七）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p1439。
（注八）参见──《史迪威日记／1941.12～1944.10》（北京文学出版社），p84～89。
（注九）史迪威接着几天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统一计划，并试图按计新部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经势不挡。没有几支中国军队是在他们应该阵地上，因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大约在4月18日腊戍有6..5万加仑（约24万升）的汽油和850辆卡车。”史迪威顺便提了一句。可是这些卡车正忙着将物资运往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士兵。火车被阻截或者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到，军纪已经涣散。
……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担心丢掉自己的兵力，他们阻止部队前进。甚至命令后退，有一次一个师级指挥官想战斗也不行。为了收复日军先头纵队夺取的一个叫东枝（Taunggyi）的关键地方，史迪威亲率一个中国连冒着猛烈的炮火反击，并要求坚守阵地直到援军到达。接着根据罗卓英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如果在5点前占领东枝，就将有5万卢比的奖赏。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桂东还提前了一个小时，奖赏的方法看来生效了，史迪威也试图使用惩戒，但是失败了。第55师全部逃往山区，史迪威要求处决师长陈勉吾或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
参见──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中信集团），p347。
（注十）……18日凌晨4时30分，113团向退守拼墙河北岸防线的敌第9中队发起攻击。冲锋状态超乎常规。用孙立人的话说，就是“疯狂的前进”，“喊也喊不住”，令据守宾河北岸的200日寇措手不及，败退至宾河南岸。
对当日“失控”的场面，孙立人有如下记载：
“本来我部官兵，平时处处受欺，时时呕气，早就想找一作战机会，一显身手，藉以泄胸中愤慨不平之气，所以此次出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士气的旺盛，战斗意志的坚强，无以复加，真如怒马奔腾，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顺利的猛攻，疯狂的前进，一气就打到了拼墙河边。”
参见──卢洁峰：《仁安羌解围战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注十一）……这座“银星勋章”一直由孙立人代领保存。而在近半个世纪里，孙立人将军即使被“幽禁查考”但仍不忘寻觅张琦的家属，未尝一日释怀。
两岸开放探亲、交流后，孙立人委请旧属进大陆查询张琦遗眷的消息。在1988年夏季，孙立人的旧属在大陆查到张琦的遗眷与家庭情况，并向孙立人回报。
孙立人当时表示：“张琦是抗日殉国的军人，蒙获盟国追赠银星勋章一座，这是国家的荣誉，迄未颁赠给张琦的家属，希望国防部将张营长列入忠烈祠祭祀，颁发褒扬，颁一次抚恤金，并派人去香港将勋章转颁给张营长视属”。
孙立人的四项要求后来经由中国时报披露，并由孙立人的旧属代为向国防部申请，经国防部长期研究，除了让张琦列入忠烈祠奉祀外，其余要求“均未照准”。
孙立人对政府的回应感到心痛，只好竭力为张琦烈士遗孤筹集生活补助金，孙立人被“幽禁查考”后，仅靠国防部每月配给微薄的生活费度日，但仍攒出美金2,000元加上其他旧属筹措的经费共美金5,000元，委托旧属蒋元回大陆探亲时将勋章和钱转颁给张琦的独生女张锦兰。
不过，这样仍未了结孙立人的心事，因为孙立人自愧如此作法有欠隆重，所以又另外为张琦撰文立碑，并题 :“精忠报国，严于律己，勇于任事，绝干分少，感怀畴昔，不禁老泪渍纸也”，委由旧属在张琦的家乡立碑纪念。
仁安羌战役让远征军新38师一战成名，也让孙立人成为国际瞩目的将领，但是张琦营长的壮烈殉职和要送出银星勋章给张琦的遗眷，也成为孙立人一生悬念的心事。
参见──中时电子报（2014.09.03）：《发不出去的勋章 将军一生悬念》（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903002309-260407）。
（注十二）1945年6月，孙立人将军应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之邀前往欧洲战场参观访问，当时由英军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代表英皇再度颁授了勋章一枚“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ommander，简称“CBE”）”给孙将军，表彰他在第二次缅甸战争期间率领新一军打通中印公路，击溃日军之功勋。
另根据网路上查询到的资料显示，“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简称“大英帝国勋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是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中的一种骑士勋章，由英王乔治五世于1917年6月4日所创立。
勋章分民事和军事两类，共设5种级别，分别为：
一、爵级大十字勋章 （Knight／Dame Grand Cross，男女皆简称“GBE”）。
二、爵级司令勋章 （Knight／Dame Commander，男性简称“KBE”，女性简称“DBE”）。
三、司令勋章 （Commander，简称“CBE”）。
四、官佐勋章 （Officer，简称“OBE”）。
五、员佐勋章 （Member，简称“MBE”）。
在上面五等，只有获最上两等的授勋英国或英联邦王国公民才算取得骑士爵位，可以在他们的英文名称前加上“Sir／Dame”头衔，或在他们的中文名称后加上“爵士／女爵士”头衔。如果有外国公民获最上两等的勋衔，他们只可当作荣誉性质，并不能冠上任何头衔。
参见──SKYFLEET：《大英帝国荣誉勋章》（http://blog.udn.com/mobile/skyfleet/17091721）。
（注十三）参见──《中文维基百科》之【刘放吾】（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刘放吾）。
（注十四）“陆军中校张琦成仁纪念碑”之全文如下：
民国三十一年日军大举南侵，盟军战区节节失利。是年四月，英军第一师被困于缅甸之仁安羌形式危殆于时，任国军新三十八师师长奉命持旋以一团之众解七千人之围。是役也，我将士用命以一当十，卒能克敌致果，获此大捷。而少校营长张琦献阵先登，壮烈捐躯焉享闻追赠中校。盟国政府特颁银星勋章，以旌其功。而身后宠荣君则以不及见矣，君忠义根于天性，严于律己，勇于任事，能绝甘分少，及人之及。余以为有古名将之风，而中道殆陨，莫竟其用且埋骨异不得与亲归葬，因家褒恤之典亦付阖如私心，痛悼无可高语。今者始获伐石树碑表之乡间，盖距君之殉国几五十年矣，灵爽有凭功烈，不朽后死之责，庶或稍补，而执笔为文，感怀往昔，犹不禁老泪之渍纸也。邓鸿源观点：在孙立人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两字更多文章
孙立人撰并书～公元1989年4月